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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广西民族专家学者论坛专稿选登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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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4 2014年1月10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 徐杰舜
 

作者简介

徐杰舜,男,汉族,祖籍浙江余姚,1943年12月生于湖南零陵,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及汉民族研究等,曾任12年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

2002年被聘为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旅游高峰论坛秘书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百越史研究会理事等学术职务;英国华夏文化协会荣誉顾问。从事学术研究近50年来,开拓了汉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团结研究、中国民族政策史研究等;2002年创建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推进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1994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2009年、2012年分别入选2008年、2011年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国民族互动、整合、融合和认同的长时期内总的运动方向。

纵观上下5000年的中国历史,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可分为3大阶段。

一、第—个大趋势: 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从远古时代起,在中国民族或族群的崛起就是多源和多元的。那时,在中华大地上大致有5个大的超级族群集团,即炎黄族群集团、东夷族群集团、苗蛮族群集团、百越族群集团、戎狄族群集团。

到了公元前2070年,源于炎黄族群集团夏族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大趋势的序幕。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或族群,在多元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组合。夏族的族群结构已号称“万国” 。周王朝是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发展大趋势的关键平台,这时的族群除夏、商、周、楚、越外,还有被称为夷、蛮、戎、狄的诸多族群,此所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 。这时,民族或族群边界鲜明,民族或族群认同呈分散的态势。

但是,在中国民族关系第一个大趋势的作用下,春秋之时,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民族或族群边界逐渐被打破,由民族或族群互动而激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3族之间兴起。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3族多元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族人 。《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晋”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发展大趋势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由于夏、商、周3族以及楚、越2族与夷、蛮、戎、狄诸族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3族之间涌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互动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扩展到楚、越和夷、蛮、戎、狄之间。

这个情况首先突出表现在各族间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断发生。《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看来春秋时声名很大的晋公子重耳原来是个混血儿。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3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 ,说明楚族对夏、商、周3族都非常珍重和视为宝贝的“九鼎”,可见楚族已经被卷入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或族群几乎都被卷入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洪流。这时,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标志,是被称为“诸夏” 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及至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到战国初期形成“战国七雄”,由齐、燕、赵、楚、秦5大族群构建了华夏族。除此之外,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中小族群。

但是,曾几何时,秦始皇雄才大略,从边缘走向中心,一举统一了天下,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趋势, 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崛起,到公元前206年秦的统一,历时2000余年,终于从多元起源,经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

二、第二个大趋势: 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之时,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一体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仍然是多民族或多族群共存的态势。

国势强盛的汉帝国,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帝国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其他民族或族群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军”,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汉帝国的人为“汉人”。于是,汉帝国之名“汉”遂被称呼为华夏族之名, 汉族之名自汉帝国始称。这时,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是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如两汉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东北的夫余、高句丽、乌桓,西北的羌族、西域诸族, 西南的西南夷、板楯蛮,中南和东南的武陵蛮、俚、僚及乌浒蛮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又如隋唐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东北的契丹、奚、靺鞨、室韦, 西北的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西南的吐蕃、乌蛮 、白蛮 、和蛮 、锅锉蛮 、闽濮,中南的柯蛮、东谢蛮、西赵蛮、西原蛮、南平僚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再如明代是汉族与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女真族、“索伦部”,西北的维吾尔、回回等,西南中南的西蕃、壮、瑶、苗、黎、东番(高山)、土家、罗罗(彝)、仲家(布依)、水、侗、仫佬、民家(白)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在这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中,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所谓民族互化,就是在民族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中,既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也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汉化趋势,即孟子所说“用夏变于夷者” , 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000余年中不胜枚举,如东汉末年,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

再如宋代的契丹族本来在大漠之间“畜牧畂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 外,还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都表明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契丹族也就逐渐汉化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化的趋势,即“夏变于夷者”的“夷化”,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000余年中也不胜枚举。

如云南的“爨人”就是一例。唐代和亲随从人员的“夷化”也是一例。故唐代岭南诗人陈陶的诗云:“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风似汉家。” 可见这些数以千计的工匠随从,随着历史的沧桑都“夷化”为吐蕃人了。

再如宋代之时,东北地区金初汉族移民的“夷化”也是一例。在这种背景下,也由于汉人和女真移民接触的增多,“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 ,女真人的服饰和发式逐渐在北方汉人中流行开来。

在汉族“夷化”的过程中,是自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在“夷化”中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是一个典型,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壮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都有汉族成分融入。

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中,虽然民族互化是双向的,有“用夏变于夷者”的汉化,也有“夏变于夷者”的夷化,但是历史是有选择的,在汉化与夷化的博弈中,由于种种因素所至,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汉化为主流。汉族人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达4亿以上。 汉化终于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第二个大趋势的主流。

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 从公元前206年夏王朝的崛起, 到公元前206年汉帝国的建立到1911年清帝国的灭亡,也历时2000余年,终于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而告结束。

三、第三个大趋势: 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这时,为什么运行了2000多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趋势会转向?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

由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这个新方向开始的时间并不久,不少人认识模糊,而看不清这个大趋势,从而造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那么,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的方向?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概念的引入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民族观,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仅仅对华夏文化和汉文化认同的问题。民族应该是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的人的共同体。这种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真是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2000多年来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方向。

鸦片战争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辩”民族观,人们才猛然明白世界的民族并不仅仅以华夷为边界,汉族也只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民族或族群中的一个;也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国”的国家观,人们才猛然明白中国也不过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国家中的一个。天下原来是民族林立、国家林立的多元世界。

更重要的是,民族与国家概念结合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世界交往中,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都不可回避地必须考虑如何面对的问题。是汉族去面对吗?不行!虽然汉族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他只能代表汉族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反之,少数民族全体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代表中国。于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自然而然地激活了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实行“五族共和”的思想。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在摈弃了传统的 “华夷之辩”民族观之后,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摆在同等的地位,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从此开始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中国民族融合雪球的滚动开始向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向滚动。

五四运动升华了了中华民族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自在开始转向自为,套用梁启超所言所谓民族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这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自觉为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正是此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 中华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正如晏阳初所说:“ 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 亡则同亡, 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 。

这样, 从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大方向, 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再到五四运动升华了了中华民族意识, 最后到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给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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