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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2021年08月06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梁庭望    字号:[    ]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促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质的巨变。在100年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内容、风格上面貌一新,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汇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征程之中。

  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在革命年代,党积极利用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鼓舞人民参与斗争。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文学作品。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文艺、民族文艺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而最大的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茅盾在为《人民文学》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词》中,先后提到“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的文学”“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三个概念,此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之始。此文刊于1949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故1949年10月25日当是“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正式面世之日。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郭沫若、老舍、钟敬文等担任领导,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被纳入其中。陶阳、刘锡诚等还亲自参与了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首次得到国家机构的认可和领导。

  1950年5月,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院长。9月,开办第一个藏文培训班,教学中使用了藏族文学资料,可视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萌芽。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成立,标志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诞生。

  1955年“五一”劳动节之后,中国作协副主席、满族著名作家老舍代表中国作协邀请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彝族、侗族、东乡族、苗族、朝鲜族、汉族的14位同志座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问题。这次座谈涉及“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等几个方面。

  1956年2月27日,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问题。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座谈会,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代表出席了会议。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就已编写出版了《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等。

  1961年3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北京、新疆、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地的7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到会讲话。4月17日,何其芳就讨论会情况作总结报告,后整理刊于《文学评论》1961年的第10期。会后形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等文件。

  1978年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它对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研究起了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编辑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马学良主编)。这是全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选集。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召开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15个省份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会上决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一书。

  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同时召开第一届年会。这个学会是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全国发展会员并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贾芝任所长。这是国内首次成立国家级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该所下设理论研究室、《格萨尔》研究室和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学研究室,出版专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社科院也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就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198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随后举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1981年,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秀迅速成长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下,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建立了语言学、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壮侗语族语言文学、苗瑶语族语言文学、蒙古语族语言文学、突厥语族语言文学6个硕士点,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这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

  1984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的通知》出台。自此民族文学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扬鞭远航,熠熠生辉,中华多民族文学融为一体。

  1980年代所奠定的这些发展机制,为少数民族文学在90年代、新世纪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涌现。

  少数民族文学的崭新面貌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脱胎换骨,形成与时俱进的新文学,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文学题材更趋多样化。在过去,由于经济的落后和交通的阻隔等原因,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偏居一隅,各自从传统的农牧生活中选取题材。牧民歌颂草原的骏马牛羊,哀叹在封建统治下牧民生活的困顿。有些地区还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下,反抗这一制度成了文学的主题。这些文学题材正像藏族诗人饶阶巴桑在《太阳——献给农奴出身的歌手》中所写的:“我早就向太空邀约过:/要和它交换一件商货,/把我的痛苦都给它,/那是奴隶主强加给我。//陨落的星星填满了河,/老天一直没有来收货,/也许它已经远远看见:/我的苦太大也太多。”在华南,壮侗语族民族喜欢民歌,而民歌的题材大多来自苦歌和情歌。以民歌格式演绎而成的民间长诗,则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抒情长诗、历史长诗、叙事长诗、散歌套歌、信歌、传扬歌、经诗、对歌等十类之多,但不管是哪类长诗,题材都是来自民间的苦难和民族风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也发生了重大转换与更新。作家们从党领导的革命进程里选材,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汲取创作灵感,从当下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激发创作活力,使民族文学的题材、内容更加多样化。

  第二,文学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以民间文学为主,因为创作力量的匮乏,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长期处于空白的状态。我们知道,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要么使用汉语,要么使用少数民族文字。遗憾的是,在那一历史时期,拥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民族并不太多。即使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很多作家也是能说不能写。由于教育尚未普及,能自如应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也不太多。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长期以民间文学为主,结构比较单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各民族都产生了掌握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知识分子,其中便出现了作家和诗人。现在,我们查阅每年发展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少数民族作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每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涌现,并以各自优秀的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活跃态势。因之,民族文学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文学远远超过民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

  第三,各民族文学同频共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作家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鼓与呼,使各民族文学有了共同的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学的内容上,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人新事,歌颂创新创造,成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主旋律。特别是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自如应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蜂拥出现,能够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自由转换的双语作家、翻译家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文学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这促进了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以文学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四、文学功能得以扩展。传统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抒情,控诉压迫剥削,为民众提供艺术欣赏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踊跃投入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之中,并把民族文学从民间抒情变成斗争的武器,批判剥削制度,揭露剥削阶级罪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鼓舞斗志,激励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冲锋陷阵,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们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鼓舞各族人民奋起直追,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总之,使民族文学功能转换,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有力助推器。

  第五、文学风格变得高昂。文学不再是传统的悲歌。新的民族文学语言顺应了时代变化,用语明丽,格调清新,风格昂扬,有着催人奋进的力量,洋溢着必胜的激情。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创新成为主旋律。就是传统的情歌,在新中国文化氛围下风格也不一样。壮族有一首情歌叫《十赞后生歌》,脱胎于传统民歌,但风格经过精心改造,明丽的时代氛围格外浓郁,设喻格外清新。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在《为了你,我亲爱的祖国》中唱道:“爱的烈焰燃烧在我年轻的躯体里,/如此焦渴,我愿把一切献给你。/为了你,哪怕要蹈火海,忍受千般折磨,/炼狱之火不能将我焚毁,而会狼狈退避。//……我的心愿就是为你分担一切忧患和痛苦,/与你一道欢笑,共庆每一个辉煌的胜利。”类似这样风格昂扬的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不胜枚举。

  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结构、内涵、功能、风格的上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文学作为文化战线的一部分,其功能的变化是先导,功能变化必然牵动题材、结构、风格的变化,使民族文学面目一新。

  壮族文学的发展和新可能

  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大喜日子里,民族文学界正在和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界一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新的亮点,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作为壮族人,作为壮族文学的研究者之一,我不禁想起百年来的壮族文学发展进程及其新可能。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壮族文学从建党初期起就开始实现内容的更新和功能的转换,这源于壮族革命者韦拔群的有意运用。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整整活动十年,组织妇女民歌宣传队,利用壮族民歌形式宣传鼓舞群众,自己也创作了上百首壮族民歌。198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Fwen Bazgoh》(拔哥山歌),收入仍在流传的韦拔群创作的79首作品。在韦拔群的引领下,壮族文学遍地开花。后来搜集出版了《东兰革命史歌》《右江革命歌谣》《壮族民歌选集》《壮族民间歌谣资料》《红旗出山林》《邕宁抗日歌》等民歌集,以及大量民间故事。

  在党的领导下,壮族的作家诗人队伍中出现了创作尖兵,他们多是共产党员,以文学为武器同反动派斗争。比如,高孤雁、韦杰三等革命烈士,万里云、陆地、黄青、华山、蓝鸿恩等作家。这些知名的党员作家,参加革命斗争,以自己的作品奉献社会,带动了一大批壮族年轻人的写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陆地、韦其麟的带领下,壮族出现了与时俱进的作家群。万里云、华山、黄青、蓝鸿恩、周民震等老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引领了壮族文学的发展。韦一凡、韦启文、潘琦、冯艺、黄凤显、黄佩华、凡一平、潘红日、严凤华、李约热、钟日胜、陶丽群等作家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展现了广西壮族文学的创作活力。当然,还有众多在广西区外生活的壮族作家,他们同样以自己的优秀作品丰富着壮族文学的园地。

  与此同时,用壮文写作的作家、诗人也越来越多。几十年来,壮族母语作家们在《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三月三》壮文版上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壮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这些作者绝大部分是民族语文工作者和学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蒙飞、覃祥周、陆登、余执、滕朝强、钟希增等,他们成为壮文创作队伍中的活跃者。其中,蒙飞、黄新荣的壮文长篇小说《节日》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站在新的起点,壮族文学和全国其他各民族文学一样,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已经展开,为写作者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艺术的灵感,提炼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动人的文学语言;如何在坚守民族性与不断增强作品现代性之间保持平衡,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是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编辑:韦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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